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一百年前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关于东西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的论争，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今天的中国。4月16日上午，伪满皇宫博物院主办的长春文博讲坛特邀国学大师钱穆先生的孙女、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院长钱婉约教授，举办“回望五四：东西文化论争再思考”专题学术讲座。

钱婉约 教授

1897年，胶州湾沦为德国殖民地。1914年，日德在中国山东开战，日本占领青岛。1915年，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在山东享有特权。1919年4月，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再次提出“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让日本”。同年5月4日起，中国各地相继出现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号召“收回山东利权”、“反日反帝”的爱国运动。这是五四运动的政治背景。

1915年，上海《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新青年》在北京创刊。1917年，蔡元培主政北大，“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聘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梁漱溟、辜鸿铭、徐悲鸿等人任教。1918年1月，《新青年》改用“白话版”，新式标点迅速影响波及其他报刊杂志。同年5月，中国第一篇现代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发表。这是五四运动的文化背景。

著名汉学家周策纵在其《五四运动：现在中国的思想革命》一书中认为，“五四运动是1917-1921，因二十一条与凡尔赛和约引起的中国民众反日反列强爱国情绪，由学生与新知识分子领导的、大规模现代化运动。”余英时在《文艺复兴乎？启蒙运动乎？：一个史学家对五四运动的反思》一文中提出，“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的精神，源头都在古希腊、罗马的古典思想，是欧洲文化的内在发展。而中国的五四主要是受西方文化侵入中国而引起的反响，其中虽也有中国文化内在因素的接引，但精神源头不在儒释道，而在西方。”“如果坚持五四必须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相比附，那便会陷入一个极危险而毫无根据的历史预设之中。所有民族或文明都必须经过相同的发展阶段，这是所谓‘必然的历史规律’，西方既然比中国先发展一步，中国当然只能亦步亦趋；凡是西方经历的运动中国也必然经历一次。”

五四时期，新派代表人物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钱玄同、鲁迅、周作人、吴虞、刘半农等人，旧派代表人物有章士钊、杜亚泉、梁漱溟、黄侃、钱基博、陈三立、章太炎、杨树达、叶德辉等人，而蔡元培则是连接新旧之间的中间人物。新派的阵地是《新青年》、《新潮》等杂志，旧派的阵地是《甲寅》、《东方杂志》等杂志。但细究历史，新旧阵营其实并非判然有别，不少人同时在三个杂志上写文章。“新”有“旧”的根基，“旧”有“新”的素养。

当时新派的论调，包括全盘否定本土文化，无辨别、无批判地赞美一切西方文化；忽视民族文化的独特性与历史传承性；奉行进化主义的思想价值观。当时的保守派则主张学习西方文化与重整固有道德文化相结合，认为新旧是连绵不断的，思想文化必然呈现新旧杂糅的面貌，没有旧，就不会有新；东西文明一动一静，乃世界文化的车之两轮鸟之两翼；道德，有古时的，今时的，还有古今之通性的； 社会文明，犹如土地之生长草木，一方水土一方人。

实际上，不少五四时期的新派激进人物，后来都在思想认识上发生了转变。如五四新文化运动中主张激进的钱玄同，1920年给胡适的信中就说，看见自己在《新青年》时的旧作“惭汗无地”。1938年元旦，钱玄同在写给儿子钱三强的信中更是对传统儒学推崇备至——“我虽闭门养病，但自幼读孔孟之书，自三十岁以后（1916年）对于经义略有所窥知，故二十年来教诲后进，专以保存国粹昌明圣教为期，此以前常常向你们弟兄述说者。今虽衰老，不能多所用心，但每日必温习经书一二十页，有时卧病在床，则闭目默诵，此于修养身心最为有益，愿终身行之也。”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胡适先生也承认，“我们在思想方面完全是西洋化了；但在安身立命之处，我们仍旧是传统的中国人”。

如今我们又迎来了一个传统文化复兴的时代，字词赛、诗歌赛、唐装之美、旗袍之美、民俗节日……中国传统文化的符号四处开花。那么，今天我们传承文化的要义在哪里？钱教授认为，根本还在确立文化自信自尊，认同民族的核心价值，在新时代整合古今中西之学，走民族文化新生之路。

在学术报告会的尾声，钱教授与现场慕名而来的听众进行了热情互动。大家就五四新文化运动相关问题请教了钱教授，钱教授一一做了精彩解答。

赵继敏 副院长

本次讲座由伪满皇宫博物院副院长赵继敏主持，来自长春理工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高校的师生、社会各界历史研究爱好者及伪满皇宫博物院职工两百多人参加了讲座，此外，还有4万多人通过伪满皇宫博物院的微信、微博以及今日头条等直播平台观看了本次讲座。

(文章来源 伪满皇宫博物馆）